2000年的一个普通午后，遵义会议纪念馆里发生了一场意想不到的“交锋”。 一位中年男子听着导游对自己父亲的严厉批评，终于忍不住站了出来。这个人就是凯丰的儿子何明，而他要为的，正是那个在历史书上被贴上“顽固反对者”标签的父亲。
说起这事儿，真是让人五味杂陈。导游当时正讲得起劲，丝毫不知道台下坐着的就是当事人的亲儿子。她说凯丰在遵义会议上死硬支持博古，跟毛主席唱反调，简直是“冥顽不化”的典型代表。这些话一字不落地钻进了何明的耳朵里，这位已过中年的儿子再也坐不住了。
当年的遵义会议到底发生了什么？ 咱们得把这段历史捋捋清楚。
时间回到1935年，红军长征途中。凯丰当时可不是什么小角色，人家是团中央宣传部长、红九军团的中央代表，还是“留苏派”的重要人物。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根正苗红的“海归精英”。
会议开始前，聂荣臻回忆说，凯丰“三番两次找我谈话，一谈就是半天”，就是想让他在会上支持博古。聂荣臻不吃这一套，直接拒绝了。凯丰回头就跟博古告状，说聂荣臻这人“真顽固”。
真正的高潮在遵义会议现场。 当博古、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被大家批得体无完肤时，凯丰却站了出来，硬着头皮为老上级辩护。他振振有词地说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不是路线问题，纯粹是因为敌人太强大了，“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，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”。
更要命的是，激动之下的凯丰竟然对毛主席冷嘲热讽，说他不懂马克思主义，“不过是看了一些《三国演义》和《孙子兵法》”。这话一出，会场气氛瞬间凝固。
毛主席当然不是吃素的，一一反驳了凯丰的观点，赢得了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。可凯丰就是拧，死活不认账，非要“保留意见”。
不过事情远没有结束。 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期间，那些“教条宗派主义者们并不服气，暗中还有不少活动”，甚至有人说“毛泽东同志指挥也不行了，要求撤换领导”。这股暗流汹涌，可见当时斗争的激烈程度。
正是因为这些历史记录，凯丰在后来的史书中被钉在了“反对派”的耻辱柱上。几十年来，人们提到他，第一反应就是“那个在遵义会议上反对毛主席的人”。其他的功绩？统统被遗忘了。
儿子何明终于憋不住了。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里，他当场反驳了导游的说法。何明说得很直白：“父亲确实犯了错误，提出了不同意见，但就因为这一点，他一生的功绩都被遗忘和抹杀了，这公平吗？”
何明的话句句在理。他指出，那些关于父亲私下串联博古的传闻纯属子虚乌有。当时凯丰在红九军团部，收到会议通知后连夜赶了70里路去开会，哪有时间搞什么阴谋诡计？
更关键的是，凯丰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，在会议上发表不同意见是他的权利和义务。虽说后来证明他的观点是错的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违反了组织原则。开会不就是为了充分讨论吗？
真正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凯丰的转变速度。 遵义会议后，他确实因为观念没及时调整被免了职。不过到了扎西会议，当毛主席的军事指挥得到实践验证后，凯丰立马就转过弯来了。他主动向中央作检查，认识错误，会后就被恢复了职务。
从此以后，凯丰再也没动摇过。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，张国焘野心毕露想分裂红军，凯丰坚决地跟张国焘作斗争。到了陕北后，他被任命为中宣部代理部长，还当选为政治局委员。
40年代的凯丰更是毛泽东思想的积极推广者。 他制定过宣传毛主席的详细计划，虽然被毛主席本人否决了，但这份热忱可见一斑。党的七大前那些重要文件，基本都是经凯丰之手起草的。抗战胜利后到东北工作，他主管宣传工作，又立下了一系列功劳。
1955年，49岁的凯丰在北京病逝。这个为革命奋斗了大半辈子的人，最终却只因为遵义会议上的那次“站错队”被人记住。这对他公平吗？
何明的话让人深思。 他说：“我们应该还原历史，不应该再用脸谱化的方式草率地评价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。”这话说得太对了。历史人物不是非黑即白的，更不应该因为一次错误就被一棍子打死。
想想看，如果我们都用这种标准来衡量历史人物，那还有几个人能站得住脚？每个人都会犯错，关键是能不能及时认识错误、改正错误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凯丰的表现其实是可圈可点的。
说句实在话，历史的复杂性远超我们的想象。 遵义会议确实是个转折点，但会议上的争论和分歧也是正常的。如果大家都不发表意见，都唯唯诺诺，那还叫什么会议？正是因为有了充分的讨论和争论，真理才能越辩越明。
凯丰在会议上的表现虽然有问题，但他的动机并不坏。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，他有自己的判断和坚持。虽说这次判断错了，但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本身并不可耻。
更让人敬佩的是凯丰后来的表现。 认识错误不容易，改正错误更不容易。很多人犯了错后要么死不认账，要么阳奉阴违。凯丰不一样，他是真心实意地转过弯来，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动摇过。这种知错就改的品格，不正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吗？
现在想来，那位导游的讲解虽然有史实依据，但确实过于脸谱化了。把凯丰完全定义为“顽固分子”，这种黑白分明的叙事方式确实有问题。历史人物都是立体的，有血有肉的，不是平面的符号。
咱就是说，评价历史人物得客观公正。 凯丰确实在遵义会议上犯了错误，这个不能否认。不过他后来的表现和贡献同样不能抹杀。一个人的一生那么长，怎么能因为一次错误就全盘否定呢？
何明为父亲辩护的精神值得点赞。他没有回避父亲的错误，也没有为父亲的错误找借口，而是在承认错误的前提下，要求人们客观全面地看待历史人物。这种态度才是我们应该有的历史观。
说到底，历史就是这么复杂。 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，只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做出不同选择的人。我们今天回头看历史，应该多一些理解和宽容，少一些苛责和偏见。
你觉得何明为父亲的辩护有道理吗？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，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，让我们一起讨论这个值得深思的话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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